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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该是2008年摄影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历史上最伟大的战地摄影师，Robert Capa（罗伯特卡帕）1939年丢失的胶片终于失而复还，重现天日。

这个被称为“墨西哥手提箱（the Mexican suitcase）”的小盒子，对于现代文化史的意义甚至不亚于海明威1922年丢失的早期手稿。打开这个只有三层易碎纸板的盒子，里面安安静静躺着Roberta Capa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拍摄的数十卷珍贵胶片——1939年，Capa匆忙从欧洲逃往美国的，不慎将这些胶片遗落在巴黎的暗房，从此再未找到，人们层普遍认为，这些胶片早已被纳粹所销毁。

然而，1995年开始有消息传出，这些胶片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从巴黎到马赛，辗转易手，最终被一名墨西哥外交官所获得。遗失半个世纪后，这组胶片终于被送回家——Robert Capa的弟弟，Cornell Capa建立的纽约国际摄影中心。

“这就如同Capa作品的圣杯”，纽约国际摄影中心馆长Brian Wallis说道。这个纸片剥碎，落满尘埃的盒子里，不仅有Robert Capa在西班牙内战拍摄的照片，还有Capa当时的恋人——女摄影师Gerda Taro以及另一名玛格南创始人David Seymour（Chim）同时期拍摄的胶片。

这盒胶片的重现对整个摄影届产生了巨大冲击，不仅仅因为失而复得，更重要的是，这组胶片中包含Robert Capa最著名的战地照片——“倒下的士兵（The Falling Soldier）”的原始底片之一，再一次证实了这张最具争议的照片的真实性。

“这不仅仅是一张照片的证据，这几乎是新闻摄影精神的捍卫，让摄影师们更加坚信Capa最著名的那句格言：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If your pictures aren’t good enough, you’re not close enough）”Capa是一个改写战地摄影历史的人，让摄影师不再远远的旁观，而敢于冲入战地，让人们看到置身战场的真实的照片。

“Capa叼着香烟，挂着相机冲上战场，他的无畏几乎吓坏被他拍摄的士兵。除此之外的时间，他和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混在一起，喝得酩酊大醉。在William Saroyan看来，Capa更像是一个偶尔会兼职拍照的纸牌爱好者。”

下面回顾一下这个“墨西哥手提箱”的神奇历险：前往纽约前，Capa为了安全起见，请求他的暗房经理、匈牙利摄影师Imre Weisz保持这些胶片，然而，Weisz在前往马赛（Marseille）后被捕，胶片到了Aguilar Gonzalez将军手中，并被带到墨西哥，Gonzalez 1967年逝世，他的女儿的侄子——一名制片人发现了这些胶片，并认出是Capa的遗物，虽然这名制片人最初拒绝了归还这些珍贵的胶片，在经过漫长的协商与沟通后，2007年12月，Robert Capa 最重要的作品记录终于被专人护送，搭上了飞往纽约的航班。

一共有3500张胶片失而复得。

除了Robert Capa的胶片外，人们还惊喜地发现了David Seymour与Taro在早期极为宝贵的胶片，其中包括David Seymour最著名的西班牙内战照片，有趣的是，档案人员发现，部分原本归为Capa的照片也许要重新更名为Taro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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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熏火燎，这是肺的年终总结。就像里面供着一个大神，我是自己虔诚的香客。戒了酒，已经够无趣的了，若是再把烟戒了，是要假装我是一杯白开水么？

几年前还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每天午饭前回公司吃饭，下午四点半从公司溜号，中间还会在会议室睡个午觉，我以为我会一直这么吊儿郎当的过下去，什么时候想过自己会变成一个工作狂？

去年，原来已经成了去年，圣诞节的那天收到婴的邮件，已经去了印度。路上认识的这些人，大约都是停不住脚步的，之间的分别只是蛰伏时间的长短。

“我只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样的话时常会听到，大多时候我是绝不回应的，因为说这句话的时候人未必能分辨得清楚自己喜欢做的到底是什么事情，只是不喜欢当下在做的事情而已。有一次在桌球室碰到一个家伙，他不停地告诉我他多么的喜欢画画，可惜工作多么的忙。最后我按耐不住的对他说滚鸡巴蛋，这么忙你他妈天天有时间在桌球室自己开台玩，跟我扯什么画画？画画又他妈不是什么长脸的事情。另一个朋友兴致勃勃的叫我去他家里看他新做的木刻，并信誓旦旦的说自己要做一万张木刻。我是比较喜欢扫兴的，只是很冷淡的说先做吧。我太清楚一万张木刻意味着什么，这中间包含的时间与精力足以成妖变魔。可以相信，几年过后，他家里大概还是那三张木刻。实际情况和我想象的差毬不多。

只是说说而已。这事我们常干。这大概就是常见的“自我”，和自己现在干的事情没什么关系的我。意思就是说你别这么看我，我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也是有理想有追求的，只是，你知道的，其实我是被逼的，皇军托我给您捎个话……

生活很现实，所以，大多数人不太可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为了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往往得要先去做一百件自己不想做的事情。麻烦的是，做着做着，最开始的那个想法不见了，这个才是我最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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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沙发上醒来的时候，凌晨四点。根据通知，又会停电一整天，算是一个休息日。

这样子的忙碌，有疲于奔命的感觉。去年在地图上画出的那条让我几卵哀怨的曲线已经被遮挡在新的书架后面，只露出峥嵘一角，我假装视而不见，但心底难免会有小小的骚动，请忍耐吧，路的诱惑在于它永远向前，身不由己也是代价之一。

昨天和马夫两口子吃饭，上次见面是一年前他们的婚礼之上，现在，马夫人已经挺着个大肚子了。我拍着马夫的肩膀说你效率还真是高呀。马夫撇嘴，这事办迟了，早两年就该办球了。马夫尽管嘴巴上说着人生已经没鸟意义，但是他依然在准备着自己的个人音乐会。深夜，突然接到张狗屌电话，告诉我他现在经常喝酒，一喝酒就不回家。无尽空虚在杯中。我突然记起很久以前一个朋友，或者曾经的朋友。他时常在午夜十分拨打一个电话过来，喋喋不休地哭诉着他的苦闷与哀愁与某种向往，问题在于他仅止于哭诉，他隔三差五的将那十数句话像咒语一般在我耳边念叨一两个小时召来一阵愁云，阉割掉我一个又一个美好的夜晚。终于有一天我掐断了电话。有些时候人沉浸在哀怨之中并且无法自拔，他需要的并不是帮助，我所有的劝慰只不过是在添泥倒水，他眼中的困境实际上更似一汤温泉，他只是享受其中而不自知。

将这三个人扯到了一起，其实没有太多的关联，只是突然注意到许多的改变，又或者改变的企图，有时候需要极大的勇气，有时候却在不知不觉中似乎已经完成。很多时候我会将这些事情投射到自我身上，在某个时刻某个境地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我依旧无法真正梳理出一个像样的头绪，因为每一个头绪像章鱼触须一样都布满了吸盘，漫无目的的寻找着可吸附的地方。任何时刻都会有很多种选择摆在面前，但只能做出一个不可逆的决定。

几年前回老家扫墓，见到一位我以前从未谋面的十三公。他老人家只用客家话和我说了一句：人这一世很短的。然后便长久沉默的看着一群摇摇摆摆的鹅。等了许久之后，我确信已经没有了下文，于是很震撼，觉得自己活在一部很蹩脚的小说里面。这句话将以斜体字作为小说的开头引语，下面黑体注明平山铺子老陈头。年轻时游荡四方的老头子或许在我身上看出什么，又或者他根本就是自言自语，总之他在我面前如同总结陈词一般说了一句言简意赅的废话，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作为一个晚辈，我不能这么追问一个长者说：下面呢？这显然太不礼貌了。我后来相信我之所以会对十三公所说的这句话感到震撼的原因是他随后的沉默，这沉默象是一道没有正确答案的填空题。

这个精神委顿的老头用一个缺乏条件铺陈的结论向我揭开了一个迷宫的入口，一个许多年之后我必将面对的关于记忆的迷宫，四通八达却又迷途遍布。那些记忆的缺口挂满了最初被忽略掉的种种可能性，分别指向不同的方向。这个结论时常从我的脑海里闪现，后面跟着一群脚步蹒跚的灰鹅。

我在我已经开始老去的父母身上看到了这种端倪。这两个我所敬爱的老人在准备退休的时候，开始了对往事不同程度的追忆，显现出文艺青年的特质来。从不谈起过去的父亲有一天突然告诉我他在写回忆录，那是上一代人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奋斗史。而我的母亲，则表现为对我父亲当年种种不是的追讨。他们对一同走过的道路的回忆各自为政，于是很多时候升级为局部的家庭战争，让我很是为难。我将这种迟来的战争理解为当初所忽略的可能性的重现，这种可能性展现得越丰富，真实的记忆便越显得乏善可陈。他们携手走入了记忆的迷宫，对当初共同做出的不可逆的决定产生了质疑，但是谁也无法回到过去。如同《鲜血梅花》里那些不知通向何方的道路，留在身后的只能是无尽的推想。

“罗列出来，其结果却是一片茫然。”

“我，发呆，像一根阳光下的木头，嘛也不想。”

忙了整整一个多月，黑白无常，便想着没活干的日子，死撑。没活干的日子，就想着活多的日子，撑死。话说得越来越少，不灵光了，不爱说了。那些围坐取暖的日子，我们嘚呗的都是见而不识，飘啊飘嘴皮子，飘到了脑门子，长成了一片大树叶子，一动不动假装看不见，装不死。

邮局里快过期的邮件还没领，出门容易迷路。城市每天都摆着一张灰暗的脸，一年简化为二季，霾与不霾。行尸囤肉，埋或不埋？

“我，发呆，像一根阳光下的木头，嘛也不想。”